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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坷人生]坎坷人生(九十二)

2017-05-19 18:33 | 作者:兜兜有糖吃pbih | 点击:84...

篇一 : 坎坷人生(九十二)

坎坷人生

——正方形性格和真实八十一难

陈宣章

一八二、两个项目被阻

1996年2月8日,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新华医院心血管内科副教授蒋锦琪的《模糊数学和微机技术结合诊断冠心病的研究》立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我是第二作者。《申请书》递交长宁区中心医院领导审查。

参加者10人,除了我和长宁区中心医院电脑室张渊工程师(列第五名),都是新华医院人员。新华医院领导意见:(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同意学术委员会审查意见:

该项目若蒙批准,院方将在人力、物力、时间等方面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证,积极督促他们按规定执行进度,并严格执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各项管理规定。

同意呈报。”

而长宁区中心医院的态度竟是:“同意作为主要成员参加研究”。医教科领导竟说:“如果不是第一作者、主要成员而不是第二作者、次要成员,医院是不会同意参加的。”结果可想而知,黄了。

本来研究资料全部是新华医院心血管内科的,我的任务是把原始资料进行模糊数学处理,建立模糊模式识别的公式,再由电脑工程师制作软件,最后再把原始数据代入,验证其符合情况。如果微机技术诊断的误差小于常规的医生经验诊断,经过数理统计分析成立,这就是科研成果。

多么好的项目,就因为领导争夺“主要次要”而夭折了。

1996年3月,华东理工大学自动化研究所高敦嶽教授、第六人民医院病理科、长宁区中心医院病理科协商,共同合作开发“医院三位码病理资料微机管理系统”。协议书经华东理工大学自动化研究所(2月28日)、第六人民医院(3月15日)签名加盖公章后,由我递交长宁区中心医院领导签名加盖公章,结果遭到拒绝。理由:仍然是为了争夺“主要次要”。

《协议书》规定:

“1。三方合作共同制订研究开发方案,由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病理科和上海市长宁区中心医院病理科对本系统提出各项技术要求,并提供系统所需病理资料与编码。

2。华东理工大学自动化研究所负责本系统的软件开发和今后的修改完善工作。

3。系统开发初步完成后,将免费提供给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病理科和上海市长宁区中心医院病理科使用,两院提供使用报告和修改意见,华东理工大学自动化研究所负责修改完善。

4。本项目技术成果属三方共同所有,未得到其它两方一致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将本项技术成果泄露和转让给其他单位。

5。本系统将向全国各大中医院推广应用,由华东理工大学自动化研究所负责提供和发售本系统的软件,所获经济效益由三方共享,并按华东理工大学占40%,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占30%,上海市长宁区中心医院占30%的比例分配,每半年结算一次。

6。本协议一式三份,三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

由于长宁区中心医院领导拒绝签名盖公章,我只能“场外”参加,后来华东理工大学自动化研究所免费提供的软件就是长宁区中心医院一直在使用的。那张缺一个公章的《协议书》至今留存。后来他们怎么发售、分配与我无关,反正我也只是为了病理界工作方便。

一八三、病理误诊的研究论文

我在天山中医医院一直低调,但是迫害一直跟着。我原来在中心医院未写完的论文,现在完成却不能发表;原来在中心医院完成并寄出去的论文,发表时“版面费”却要自己承担,至今我手上有几张无法报销的发票;《王德延肿瘤病理诊断学》出版寄来样书,我到医教科汇报,她们漠然处置。

1995年9月在天津召开第三届中日肿瘤及动脉粥样硬化病理学术会议暨中华医学会病理学会第六届学术会议和庆祝《中华病理学杂志》创刊40周年。会议期间,我和“二龙”很谈得来,就是解放军总医院病理科纪小龙教授和上海瑞金医院副主任金晓龙副主任医师。当时,纪小龙很压抑,因为他的导师李维华退休后,新任科主任陈乐*处处排斥他。我与金主任一直安慰他。我劝他:“陈乐*1936年5月出生,已经59岁,还有几年当政?你1952年出生,才43岁,前途无量。”

纪小龙,1978年毕业于第三军医大学,1981年硕士研究生毕业,1987年在美国安德森肿瘤中心做博士后研究一年,1994年在香港威尔斯亲王医院进修,1997年在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任访问教授;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总医院病理科主任、肿瘤生物治疗科主任、纳米医学研究所所长、主任医师、教授、硕士、博士生导师;现任国内11家杂志的副主编、编委以及美国《环境肿瘤病理杂志》编委,全军解剖学组织胚胎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抗癌协会淋巴瘤委员会委员、全国全军及北京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专家。1993年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纪小龙在肿瘤早期诊断、淋巴瘤诊断有很深的造诣,每年在病理会诊中解决疑难及关键诊断1000例以上;擅长于医疗纠纷的死亡原因、病理切片判读有独到之处。198l年在国内率先开展了肿瘤免疫封闭机理的研究;1991年报道了国内外首例淋巴结肺吸虫病;1996年发现并报道了特殊类型霍奇金病;1997年率先对肝癌治疗中癌细胞死亡机理进行研究报道;2003年7月成立国际上首家纳米医学研究所任所长;新近开展的“肿瘤自体血活化疗法”对晚期癌症病人进行生物治疗和“肿瘤形态机理的研究”均为国内外少有人涉及的课题;已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参加编写专著12部,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三等奖5项,四等奖6项。

1997年12月17日,纪小龙来信:

陈主任:冬安!

病理诊断在临床中的重要地位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为此,想组织几篇谈病理误诊的论述在有关杂志上刊出,特请您在繁忙中牺牲一点时间,写一篇专稿。题材、长短、格式由您决定。最好能在一、二月份完成后,寄给我即可。

多谢了!

新年好!

纪小龙97-12-17

我的论文《病理诊断的固有矛盾及解决对策》发表在《临床误诊误治》1998年第4期。这是我唯一在天山中医医院寄出并发表的论文。这么重要内容的论文在天山中医医院领导眼里不屑一顾。

马克思从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商品开始,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发表了《资本论》。天山中医医院领导不懂病理诊断的固有矛盾,不懂得它的解决对策,却胡乱处理“病理误诊”问题,其中除了故意整人,没有别的。

(待续)

篇二 : 坎坷人生(三十二)

坎坷人生

——正方形性格和真实八十一难

陈宣章

六十二、反革命集团案

金院长排了医院红团头头的名单,重点确定是孟繁*。红团的其他军人,许多被列入第一次“清洗”名单:主要手段就是转业,理由是丈夫在地方工作。而王淑*这样的人却一直留用,甚至“革总”的女军人反而把地方工作的丈夫从外地来随军,分给房子。

孟繁*这个人在被一群打手毒打时“英雄不屈”,当时另一个炊事员王*杰跪在地上叫“爷爷”磕头,而孟繁*被打倒后站直了再打倒。后来满面鲜血,就假死不动,乘打手停手之机,他突然跳起来逃进传染科大楼。(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传染科大楼在解放前是个日本人的旅馆,建筑在山坡上。正面看是三层,底层是病号灶大伙房和仓库,锅炉房,炊事员大午休室。后面上坡是两层,三个门进,每个门有楼梯上三楼。二层、三层又是左中右三个单元都相通的。孟繁*逃进大楼到三楼,从护士办公室窗户跳出,藏在阳台上。打手们不熟悉大楼内结构,一个个房间搜。因为大多是传染病房,打手只是进每个病房、办公室看一下,没有搜到就以为孟繁*从别的门逃走了。孟繁*躲过一劫。

据说:孟繁*被金院长关起来审讯时,为了坦白从宽,“主动”交代了参加反革命集团并且担任“宰相”一事。金院长一听,意外收获,亲自出差去浙江。

海工搬迁时给医院留下一辆救护车,司机姓施,浙江战士,矮个小白脸。据金院长公布:此人自称受神仙指点,有本“天书”,不但有治国安邦的天条,还有神方吃了长命不老、百病不得。他先用神方骗人,再宣传“天下大乱后要天下大治”,要“改朝换代”,物色门徒。医院上到副院长,下到炊事员,许多人吃过他的神方。连一些老医生也受他骗,尤其是住集体宿舍的人,大多吃过他的神方。但是,只有野心勃勃的孟繁*被发展入神会,作了他的“宰相”。他自封“皇帝”。其他吃过神方的人对他的反动宣传不相信,也没当一回事。

这个“皇帝”曾经两次到我家攀老乡,宣传神方。我不相信神方,对他说:“世上没有包治百病的神方。医学讲的是科学。”我还叫他利用服役当兵期间,多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后复原回家当个干部。他就再也不来了。

金院长亲自押送施**到浙江,去落实“施孟反革命集团案”。施在农村发展的几个成员都被逮捕入狱。孟繁*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因主动交代揭发而宽大处理,不戴“反革命分子”帽子,在医院就地劳动改造。

金院长到浙江期间,发现当地做的粽绷床便宜、实惠,就带了几个师傅回医院做了一批粽绷床。因为他想扩大医院,想用粽绷床换医院家属宿舍和集体宿舍的单人铁床。当时医院里,他是一个人说了算。在全院大会上,他点名批判副院长吃神方,也经常指名批评不同意见。弄得院领导中谁也不说话,由他一个人去搞。

1976年医院整党,改选党委,除了与金院长(兼党委书记)搭伙的洪副政委外,其他党委委员终于有了发言的机会,都一致反对他的“一言堂”。金院长当场脑溢血,拉去陆军医院抢救(他不敢在本院抢救),留下了偏瘫的后遗症。

医院领导班子更新后,金立*柱着拐杖一瘸一瘸来医院看病,许多医生、护士对他吐口水,指着鼻子骂。我不知道孙尊*医生为什么也如此激烈,难道金立*也曾经整过他?有的医生拒绝给他看病。但是我认为,现在他是病人,作为医生怎么可以这样?

文革结束后,医院传达文件,“施孟反革命集团案”经浙江省法院重新审理核实,给予平反。所谓的“皇帝”、“宰相”等等都是逼供信的结果。但是,没有提及神方。

“施孟反革命集团案”虽然是孟繁*的个人行为,却“证明”了红团是被反革命分子“利用”、“操纵”。但是,大家心照不宣,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我庆幸,读马列还是有用。此事与我毫无关系。

六十三、劳动改造开始

1972年秋冬交界时,金院长说我没有下连队锻炼,就叫我烧一个冬天锅炉。北方冬季取暖,病房大楼是锅炉暖气,住家是煤炉烟囱取暖。

往年,内外科大楼锅炉由管匠杨德*烧,传染科大楼锅炉由管匠杨佳*烧。因为以医院大门为界,杨德*管东半院管道,杨佳*管西半院管道。烧暖气季节两个杨师傅各带一个临时工。这一年,我和温德*医生烧传染科的锅炉。内外科大楼锅炉仍然由工人烧,因为这个锅炉房离煤场、炉灰场近,而且没有上坡。

从11月初到3月底,每天工作3:30-9:30,15:30-21:30,没有休息日。上班后关上锅炉门,再从院外煤场拉两车煤卸在锅炉房内,每车1000斤,还有上坡。锅炉着起来后,定时加煤。每铁锨煤20多斤,要均匀扔进炉膛。等病人就寝或起床后出炉灰,压火。两车炉灰要拉到院外的炉灰场。我们每天两身臭汗,天天洗澡。洗的衣服晾在锅炉房,很快就干了。

我们俩整天穿个破工作棉袄,一点都看不出是医生。因为重体力劳动,饭量大增,医院把我俩定粮按战士标准发,但是粗粮比例就多了。干部定粮38斤,70%细粮;战士定粮45斤,50%细粮;在编职工定粮38斤,50%细粮。我在结婚前因为吃粗粮不习惯,得了胃溃疡,曾经胃出血住院。那时,单身干部吃食堂,与在编职工(后来又有了战士)混吃。食堂炊事员自己只吃细粮,还要偷细粮回家,所以三餐是二粗一细,或者是粗细混做(二米饭)。结婚后领粮证自己去粮店购买,妻子照顾我一直只吃细粮。这时只能加粗粮吃了。唯一的办法是苞米面里加黄豆面做“苞米饼子”,还能咽得下。

烧锅炉结束没有多久,我和温德*医生、内科陈允*医生去盘锦海军农场种水稻。陈允*医生文革中参加“革总”但表现不坚定。此人内向老实,话非常少。他是1947年兵,准备提升为内科主任。我们与战士一样干活:1。挖进水渠、出水渠。当时,地是冻土,十分坚硬。我胳膊力气小,只能用肚子顶铁锨把,结果引起痔疮而且并发便血,还影响了我一生。2。挑秧:从来没有挑怎么重的东西,把双肩压肿了。挑少了不够他们插的,就叫我去插秧。每两个人一组,用尼龙绳拉线,对插。战士都是农村兵,插得快,他在等我的时候可以直腰休息。我则永远没有休息。从天未亮到天黑,只有吃午饭时能在田里坐着。回到营地,白米饭、红烧肉(只有插秧的几天才吃)放在面前也不想吃。躺在地铺上爬不起来,腰像断了一样。以前吃大米饭从来不知道插秧的艰辛,所以从此我是米粒掉地,捡起来用水冲了吃掉。我真正体会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在盘锦海军农场劳动期间,天天穿高筒水鞋。冻脚不说,地里的芦苇茬子常常扎穿水鞋底或水鞋帮,造成足部受伤。农场有胶水和工具,放工回来天天有人补水鞋。

陈允*有洁癖,曾经在医学院读书,自从读了《微生物学》,就得了“恐菌症”。回家开门要用手纸垫着,唯恐门把上细菌污染手,开门后把手纸扔掉。他生活上处处如此。

在盘锦海军农场时,一律是简易房、睡地铺。房内的取暖铁炉烧天然气,24小时不关。老百姓也家家如此。因为旁边就是盘锦油气田,天然气一律免费。火灾在盘锦是常事:天然气管道经常需要检修,广播通知大家关掉天然气。但是许多家里没有人,等到恢复供气时,房间里充满天然气。这种原始天然气无色无味,一旦遇到火星,那怕是电灯开关开灯,就是爆炸起火。我们下田劳动遇到此事,农场值班人员就一个个取暖铁炉检查,关闭阀门。

盘锦海军农场螃蟹多,黄鳝多,芦苇多。但是食堂人员不去抓,也不吃。我们抓来却无法吃。除了插秧的几天吃白米饭、红烧肉,平时只有粗粮和蔬菜,因为这是战士灶伙食。食堂散养的许多鸡、鸭、鹅,这是场部的财产。有些鸡跑到我们被窝边下蛋,也没有人管。战士就用漱口杯煮了吃。农场秋季割芦苇卖钱,比种水稻收益还要高。

盘锦海军农场原来是各部队战士提干、入党前的“锻炼”场所。像我和温德*这样“劳动改造”的是首次。农场场长说:“我们这里的共产党就是劳动党。谁劳动好,谁就入党。”这些战士都是各部队选上来的苗子。

在农场我结识了两个人,后来的叙事中还要提到。一个是旅顺基地大连供应站的政治干事夏康*,后来调到403医院升任政治处主任;一个是农场卫生所医生范忠*;后来调到旅顺基地卫生处任助理员。

夏康*与我谈得来,天南海北,马列毛著。有一天,他向我叹苦经:他在大连工作,人又长得帅,许多人给他介绍对象,都被江苏农村的老娘一票否决。老娘在农村给他找的对象已经留在家里一起过日子了,就逼他回家结婚。他没有办法,就结婚了。他妻子是农村妇女,长相较差,当然对他很好。结果老娘看见就不高兴了,说“媳妇就是伺候婆婆和传宗接代的”,对媳妇处处为难。他回部队后,婆媳关系一直不好,来信总是诉说此事。他在部队,鞭长莫及,就患了失眠、高血压。他问我怎么办?我说:“随军。分开了就没有矛盾了。随军后,部队会给她在大连安排工作。你在大连安家,老家用钱摆平。”他回大连就这样干,失眠、高血压也好了。后来他常去医院找我。我小姨子找对象时,还是他介绍的。

盘锦海军农场劳动结束,医院领导在全院大会上大肆表扬陈允*,说温德*也不错,说我还可以。可是,陈允*当主任的事却黄了,而是提拔“铁杆革总”袁生*医生当副主任。据说是因为“革总”的幕后军师说,陈允*业务技术不如袁生*。陈允*的确不行,但袁医生也不怎么的。1968年我胃出血住院时,他的妻子腹痛住院收在袁医生自己管的病房,被诊断为急性胰腺炎。晚上我在办公室看报纸,袁医生就叫我看看他妻子的病历,征求我的看法。我说:“血、尿胰淀粉酶都正常,决不会是急性胰腺炎。不应只从内科病考虑。”我又不能去给她体查,就回自己病房了。当天晚上他的妻子就休克了,作为内科负责医生的袁生*竟不通过领导私自打电话到附近部队,招来一卡车战士作血源给他妻子输血(输血要血型交配试验,不是人人可以供血)。这时他才想到内出血请妇科医生会诊。妇科医生马上想到宫外孕,一问果然入院前曾经有三角形的蜕膜流出。这是宫外孕的明证。打开腹腔,全是鲜血。袁生*夫妻两个都是老医生,竟出如此洋相,他妻子差一点丢了生命。我同学邹森*因为业务上总是提不同看法被他排挤走的。

我们有些干部,搞生产不行,搞科研不行,搞管理不行,使用干部不行,但是整人有的是办法。他们自己出身劳动人民却轻视劳动,鄙视劳动,总是把“劳动”作为整人的手段,美其名曰:“改造世界观”。1975年我打报告申请转业,洪副政委在全院大会上说:“解放军是个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大熔炉。陈宣章打报告申请转业,这怎么行呢?他是没有改造好的臭知识分子,我们就不批准。他什么时候改造好了,我们就什么时候批准他转业。”

一个政工干部,连“人的世界观改造是一辈子的事情”都不知道。一个人盖棺定论,哪里有世界观已经改造好的人。参加革命几十年,最后反革命的人还少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张国焘、向忠发、顾顺章这样的人。那些革命多年,后来腐败的干部还少吗?“权力不用,过期作废”,乘退休前大捞一把的干部还少吗?

毛泽东说得好:“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

从唯物辩证法看,如果一个人说自己的世界观已经改造好,不用再改造了。那么他已经违背了马列主义。我感到:种种“劳动改造”对我的世界观改造只有好处,没有害处。唯一遗憾的是,这些年头如果用在医学研究上多好啊!就在这种环境下,我1973年开始在医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到2005年退休,我共发表94篇医学论文,参加编写五本医学书。

(待续)

篇三 : 坎坷人生(三十三)

坎坷人生

——正方形性格和真实八十一难

陈宣章

六十四、防疫

就像洪副政委后来说的,我的劳动改造是没有尽头的。从此后,我就是医院的“老出差”。

不久,海军抚顺采煤队发生痢疾,我去出差治疗和防疫。一起去的还有旅顺基地卫生防疫站的医生“老蔫”。这是我给他起的外号。(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他从旅顺来电话叫我在大连火车站等着,并叫我买好去抚顺的火车票。他指定了那个车次,说他一定赶到。我等到火车发车前两分钟,他才来,拉着我冲进站。一边跑,一边喊“等等”,“等等”。我们跳上火车,马上就开了,再一个个车厢去找我们的座位。我问他,怎么才来?他说去看一位战友了。

在沈阳转车时,离发车还有40分钟。他问我,沈阳有没有亲戚?我说,大哥在北三台子。他说你去吧。我说:北三台子远着哩,来回要一个半小时。他就叫我等着,去去就来。结果是旧戏重演。我们冲进站台马上上车,火车就开了。他说去姐姐家了,姐夫给他去买土特产耽误了。他拿出土特产叫我吃。我还在大喘气,摇了摇手说,免了。

抚顺下车到海军采煤队要坐小火车。他知道小火车班次,就领我逛大街。我买了一只电熨斗,因为在大连买要电业局的证明(只供应企业单位。其它如电炉等也是这样)。我看了看手表,催他去小火车站,他一点不着急。结果又是狂奔、大喊、一上车就开。

我服了,以后各自买票各自走。我宁可在火车站等,也不愿上演“惊险片”。

海军抚顺采煤队的任务:从煤矿拉别人不要的矿料,经过洗煤,去掉石头,留下煤块,再运回旅顺。我除了治疗和防疫,没有事也参加洗煤。抚顺采煤队孤零零的一支小分队,没有卫生员,周围没有部队,更没有部队医院。我去后,采煤队队长对我工作很满意,多次提出要我留队,都被我婉言谢绝。

采煤队旁边有个酿酒厂。刚出的酒有68度。有一天,酿酒厂一个女工和采煤队一个军官打赌:女工如果一口气喝下一碗原酒,军官就叫她“妈妈”。我们在旁边作证。结果军官输了。这些女工天天闻酒蒸汽,肺的吸收很迅速,所以酒量极大。一般酿酒工人必须戴厚口罩,否则大量酒蒸汽吸入,肝脏受不了。

在抚顺,我参观了平顶山惨案遗址纪念馆。平顶山村有800多间房屋,500多户人家,3000多人口,居民大多是矿工。1932年9月16日12时40分,为了报复抗日义勇军对抚顺的进攻,驻抚顺的日军守备队、宪兵队、矿防备队和警察署,把平顶山3000多无辜的村民集中起来,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当时机枪扫射约一个多小时,第二次刺刀检查,挨个补杀约两个多小时,屠杀共历时三个多小时。山村的房子漫天大火,烧个精光。较繁华的平顶山村瞬间变成了废墟,至此从地球上消失。

回医院后,我向教导员汇报工作也讲了平顶山万人坑,坑里尸骨重重叠叠,都保留被害时的姿势,还有未出生胎儿的尸骨。有的胎儿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挑出,死在母亲身边。教导员叫我在全科进行阶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采煤队任务完成后不久,黑龙江海军绥棱农场发生痢疾,我去出差治疗和防疫。“老蔫”给我打电话,我就说,你的防疫资料就交给我来做,你不用去了。

海军绥棱农场很大,田里的庄稼一望无际,完全是机械化生产。那里的田肥得出油,而且荒地有的是,一种就是几千亩。海军农场主要种小麦、大豆。有的战士偷偷出去在荒无人烟的地方种向日葵,不用管理,秋天去收几麻袋葵花子。食堂在荒地种南瓜,不用管理,到时候用马车去拉大南瓜。那里的芸豆有两厘米宽,一尺多长。食堂的细粮多,但是常常吃炖南瓜,芸豆炖土豆。有时不吃饭,只吃一大盆芸豆炖土豆。

后来,我们医院也每年分面粉、黄豆、豆油、大米(盘锦农场生产)。我们家更不用吃粗粮了。每次我俩分到两份,一份就给岳父家。

每次出差,不管是军队还是地方,对方都要留我。不知是早就设好的圈套,还是什么原因,反正我是抱定主意:我老婆是医院的,想把我调走夫妻两地生活没有门!黑龙江海军农场也想留我。同样,我完成任务就走,挽留无用。

还有一年冬天,第七护卫艇大队发生痢疾,向医院求助。旅顺基地卫生防疫站知道我有经验,再说七护大就在大连市内,这次是点将,又是我去。他们的伙食是舰艇灶,不但没有粗粮,还发罐头、水果,就是食堂没有暖气不好。记得吃年夜饭时,菜肴非常丰盛,就是伴凉菜(白菜心、海蜇头、绿豆粉丝)中有冰碴子。他们也想留我,同样,我完成任务就走。

三次出差,天南地北,实践了我学的传染病防治知识,但是我想到一个问题:预防传染病比治疗更重要。连队的吃住条件、环境卫生非常重要,尤其是厕所管理。七护大的毛病就是室外厕所没有搞好。战士说,夏天不但厕所周围苍蝇成群,吃的西瓜皮乱丢,西瓜皮上叮满苍蝇,一片漆黑。食堂纱窗坏了不及时修理,吃饭时大群苍蝇围着团团转。

我们医生在医院坐着等病人上门怎么行?我提出:每年给部队卫生人员开讲座;定期下去检查落实卫生防疫措施。可是,医院领导说,这是卫生防疫站的工作,你瞎操心。我只能望病兴叹,无可奈何。他们除了整人,还知道什么?

六十五、中草药

海工搬走了,妻子穿军装的事没有下文。据王泽*说:海工干部处讨论时感到为难。医院有十一名护理员:传染科霍*兰、戚*荣、林*花(都年龄太大);王*玲生了女儿、孙*云(单身)、董桂英刚登记结婚。内科吴*娟、宋*英、王*清(都单身)。外科谷*苓(年龄太大)、张*芬(单身)。除了内科宋*英参加“革总”,都是红团。年龄最小的三人:董桂英、宋*英、王*清。海工干部处不可能全提,又要两派“一碗水端平”不留话把,又要在护理员中不引起矛盾,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但是我一直认为,以前“一海校”多次在403医院从在编职工中提干,而海工干部处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而且当时搬迁很急,根本无心管这种事。

海工搬走后一段时期,除了不断“劳动改造”,就我自己来说干了三件事:

1。结婚后,妻子要我与母亲重归于好,我同意了。回到上海,我不提旧事;母亲看在儿媳的面子,也不提旧事。我领妻子去看干姐姐,并且对她讲了往事。她当时没有多说,回大连后提出:要我断绝此关系。我被逼同意。除了此事,我发现,娶了老婆有个好处:让她当我的“人间关系润滑剂”,坚持原则的事我出面,打圆场做好人的事她去干。所以,我父母与兄弟都说她好。母亲说她像《渴望》里的“刘慧芳”。我只能笑笑。

2。除了星期天去岳父家,还经常去姐姐家。妻子与姐姐陈丽珍关系很好。

3。上山采药。在报纸上宣传针灸、中草药的感悟下,我买了许多附有彩色图谱的中草药书籍。我托人打造了两把采药小镐头:一把是一头尖镐一头斧子,一把是一头尖镐一头锄头。没有孩子,我与妻子就经常上山采药。以前我对草木一窍不通,妻子认识草木,但是只知道土名。我们就一边采,一边对照书辨认,还把许多中草药移植在宿舍周围的地里。我的药地中有苍术、柴胡、地榆、桔梗、盘龙参、太子参等等几十个品种。至于常见的蒲公英、鸭跖草、车前草、紫花地丁、大叶马兰等等可以随时采取。我跑遍了附近的山头,对山上草药的分布心中清楚。

同时,我在管理慢性肝炎病房时,努力自学中医药,还请父亲把他珍藏的《重校本草从新》一书邮寄给我。我根据中医理论和杂志上慢性肝炎中医分型治疗的文章,自己给病人开中药方,辨证施治。经过中西结合,许多病人病情很快好转。《重校本草从新》一书,我至今珍藏。这是个“古董”了,可惜因为长期使用,已经破旧。

后来,我在大连新金县(现在的普兰店市)皮口公社甘河大队巡回医疗中,采中药、种中药,用自采中草药制作丸、散、膏、丹、注射液几十种,治疗中取得良好效果,获得新金县的表彰,不但县广播站报道,还登报成了新闻。

公社卫生院陈世*要我办赤脚医生中草药学习班。我认真备课、教学。但就在学习班即将结束时,有赤脚医生给我贴大字报,批判我是纸上谈兵。我就要求公社卫生院派拖拉机送我们去附近山上实地辨认中草药并采集,边教边学。

上山后我采到几种标本,发给他们分组活动。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那个贴我大字报的赤脚医生就领我们快速上山。山顶上一片明媚阳光,风也很大。登高望远,心胸也仿佛开阔了许多。我们又吹又晒,衣服很快就干了。赤脚医生指着半山腰的雨云告诉我:“如果是黑云则是雷雨云,不要穿越上山,只能在山下避雨。穿过这种白色雨云不要紧。”那片雨云在半山腰慢慢消散,我们就下山再采了些草药回家了。

学习从来是相互的。从农村赤脚医生那里我还学到不少有效的土方土法。例如:用新鲜毛莨草捣烂敷在前臂内关穴治疗黄疸。毛莨草有毒,敷后次日起大泡,用消毒针刺破泡,放出黄水,用纱布包好。黄疸很快消退。后来我查资料,这就是中医的发泡疗法。

有一年我带妻子回上海探亲。我突然扁桃体化脓,高热39。8℃,在附近医院就诊打青、链霉素。当时大连地区青霉素用法是40万单位,一天三次;而上海只是20万单位,一天两次。我在两个医院开药,由妻子给我按大连用法打针,还是三天不退烧。我就去海军411医院住院治疗。他们不用青、链霉素,而只用中草药。临睡前一副汤药下去,半夜一身大汗,高烧就退了,而且没有反复。他们很有经验,半夜来让我热水擦身换衣服。这副处方只有五种自采新鲜草药,我回大连后常常给病人用,消炎退烧效果很好。在农村巡回医疗中使用更好,又方便又省钱,药源也丰富。再说,青霉素在农村很少供给,一个大队一个月只供给20支,怎么够用?

再后来,我还用中草药自制“蚕砂注射液”、“大黄注射液”进行动物实验,论文发表在1980年《中华医学杂志》、1982年《药学通报》上。自制“大黄注射液”过程中,我在家用高压锅对制好的十瓶100毫升“大黄注射液”进行高压灭菌,正好这时有客人来家。我陪客人正在说话,突然厨房里一声巨响。原来,高压锅发生爆炸,药瓶的碎片把玻璃打穿,留下的圆孔就像子弹的穿孔。假如我没有来客,一直在厨房里看着,后果不堪设想,又是一次死里逃生。这个来客就是上海籍工程兵蒋平。他与我交往至今,一直兄弟相称。后来,他的女儿认我做干爹。

在这一段时期中,自学中草药是我最大的收获。我的知识面,从单纯西医扩大到中西合璧,不但认识中草药,而且自制中成药应用于临床、动物实验,真是意外收获。

(待续)

篇四 : 坎坷人生(三十四)

六十六、老慢支

70年代初,周总理号召医药界研究防治老慢支。北海舰队搞的课题是洋金花酊治疗“老慢支”,由401、406和403三个海军医院参加。我与外科高伯*医生(铁杆红团)去大连金州农村几个月。我们吃住在工兵团的一个营部,卫生所高所长派了卫生员小岳跟一起搞,因为小岳熟悉周围环境道路,又可以跟着我们学习医学技术。

我们先调查农民中“老慢支”的发病情况,列出名单,宣讲周总理号召和洋金花酊的服用方法、注意事项。因为洋金花属于有毒的中药,洋金花酊的副作用较大,服用后家属要注意护理。每次发药时我们按统一表格观察、记录病情;发药后当天睡前服用;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挨门挨户观察、记录疗效和副作用。每次发药和观察记录要走一整天。除此之外,所有村庄里的其他病人,一律免费诊治、给药。这样一直干到全部疗程结束,天天一清早出去,中午赶回来吃饭;扔下饭碗就走,天黑回来。由于整天奔走,我们俩的饭量大增。卫生所高所长还给我们出证明,到医院申请粮食补助,后来医院给了。

谁知,在全部疗程即将结束时发生了意外,有一个60岁老太太突然死亡。

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县里企业的党支部书记,二儿子务农。老太太在两个儿子处轮流居住。大儿子家经济条件好,但是大媳妇对她不好,把她看成负担。二儿子一贯孝顺,却经济条件很差。我们开始调查时,二儿子为了母亲顺利治疗,把老太太提前接过去住。治疗中,老太太症状明显好转。

老太太在二儿子处住了很久,就非要回大儿子家住。二儿子劝她坚持到疗程结束,老太太坚决不干,说:“我就要去他家吃他用他。”就在回大儿子家的那一次治疗,我们去她他二儿子家扑空后找到她大儿子家发药。这次发药时检查她还是好好的。第二天复查时他大儿子不在家,大媳妇在厅里摘菜。她大孙女(将近20岁)领我们进屋时,高医生发现老太太死了,我们马上抢救。四十分钟后,停止抢救。我们问她大孙女:“这个屋有谁睡?”“我和奶奶。”“你几点起床?”“天亮就起床了。”“当时你奶奶怎么样?”“一直没有动静。”“起床后你干嘛去了?”“下地劳动。刚回来就遇到你们。”(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们找到她大儿子家已经将近中午,究竟什么时间死亡她大孙女说不清楚。但是她大媳妇自始至终不吭声在厅里摘菜。我对高医生说:“马上向大队党支部汇报,要求法医鉴定,查明死亡原因。这是军民关系的大事,要防止阶级敌人乘机造谣说解放军医疗队治死了老太太。”此时,她大媳妇突然倒在地上全身抽搐,嗷嗷大哭。

我们向大队党支部汇报后,书记说:“马上就要过年(春节)了。她家出了丧事,还搞法医解剖,农村里是很忌讳的。这事与解放军医疗队无关,由我们与她大儿子商量解决。”

回到卫生所,我们三人把事情经过向高所长汇报后,把接下来的工作交代给小岳,立即回医院向金院长详详细细汇报。金院长听完,一声不吭立即坐上北京吉普走了。我们心中坦然,就回家了。

次日我们返回金州农村,小岳说:“你们金院长来了,问了详细经过,又要我陪去大队党支部。书记说:‘绝对不是医疗队的责任,他们家的家事我们大队党支部去处理。已经死了人,再弄出一个谋杀案,不妥吧。他大儿子表示:丧事好好办,免得弟弟有看法。此事到此为止。’金院长就连夜赶回去了。”看来,金院长原来想从中找碴儿整整我们,但是落空了。

全部疗程结束,我把资料整理成论文交给旅顺基地科研处孙福*医生。他是旅顺基地这项工作的具体负责人。他看了我的论文,叫我立即带上原始资料去青岛401医院。

401医院在浮山所附近,原是日本人建造的野战医院。我看到大门口两个半露在地上的大碉堡。院区结构合理,绿化普遍,病区连在一起,相当有序整洁。内科张主任、谢医生,和406医院内科张泽*医生、我一起研究如何把三个医院资料合并重新写论文。由于406医院漏带了一部分资料,打长途电话派内科卫生兵小姜马上送资料到青岛。我们三人就住在病区里,吃的是病号灶,伙食很好。

星期天我们出去逛青岛,真是依山傍海,风光秀丽,气候宜人。人们都说青岛“岬湾相间,沙软滩平,海岸曲折,城伴海生,海增城色”,一点不错。我们逛了海滩、栈桥。正好逢“五·一”前后中山公园的樱花盛会,从日本移植的2万株樱花盛开,青岛人几乎倾城而出,樱花路上人潮如涌,万头攒动,大有“花开时节动京城”的气氛。公园里,每段路边的樱花品种不同,单瓣、重瓣、色彩、大小都异样,争芳斗艳,灿若云霞,妩媚动人,在阵风中如彩色的波浪,花的海洋。啊!美丽的樱花长廊。

有一天聊天时,张医生说:“青岛出大美女。”谢医生就讲了个真事:401医院原妇产科谢主任找对象唯一条件是青岛大美女,挑来挑去一直看不中,后来与话剧团主角结婚。他百依百顺,市场上出新款家具,她就要换;市场上出新款坤车,她就要换;衣服行头总是最时髦的。谢主任军衔、级别高,也挡不了这样破费。她不要孩子还到处红杏出墙,最后离婚时,谢主任还欠了一屁股债。我听后说:“找老婆又不是买花瓶,一要贤惠,二要勤俭,漂亮有什么用?”小姜听了直看我。

张泽*医生话不多,很幽默。小姜不漂亮,很老实,脑子反应有点慢。张医生和我常常拿他开玩笑。张医生在军人服务社买了一斤红枣,小姜问他:“要不要收全国粮票?”张医生和我笑得肚子疼。小姜要张医生带去军人服务社买糖块,我对服务员说:“她问你要不要收全国粮票?”张医生和我笑得前仰后翻,服务员莫名其妙。回到我们住处继续工作时,谢医生找张医生有事走了。小姜关上门,嗔怪我取笑她:“你真坏!”我想起刚才的事又笑起来。她上来就吻我,我赶紧推开她:“我有老婆的,她这个月生孩子。”她流着泪回隔壁去了。

张医生回来说,谢医生找他的意思是,资料留着,我们回去;由401医院张主任具体执笔写论文,再寄给我们;署名“北海舰队‘老慢支’科研组”。我说行。

临走前,我在集市上买了两筐鸡蛋。大连鸡蛋只有节日凭票供应每人半斤。这里集市上很多,价格又便宜,还可用全国粮票换。我现买两个元宝形的竹筐,装了满满鸡蛋,花光身上的全国粮票,添了点钱。回医院后,谢医生给我旧布针线,我把竹筐口缝死。两筐鸡蛋带回大连,给妻子坐月子用。儿子出生后,我给谢医生寄了一首六言长诗:“‘老慢支’事开会,春风迎面扑来。医院却似花园,青岛景色更美……买了两筐鸡蛋……何日再能面谢?”“面谢”是双关语,又有再见到“谢”医生的意思。可惜,底稿后来被我烧掉了。

这里还有两个小插曲:

1。401医院传染科支部书记找我:“蒋莲*护士长原是403医院的。我们想了解她入党的有关情况。”蒋莲*原是我们传染科总务护士,入党发展对象。因丈夫从“一海校”调到青岛而转入401医院。原来在科里她对我很有意见,至今我不知是何原因。

我就回答:“同科护士于春*结婚时,洞房里的毛毯很像病房用的。这种军毯市面是买不到的。蒋护士前几天清点科室毛毯时正好发现少了两条毛毯,就怀疑于护士偷的。于护士的丈夫是海军体工队游泳健将。于护士说毛毯是丈夫从北京带回来的。另外,两个护士长改行当医生,两个总务护士即将当护士长。当时总务护士刘淑*是党员,护士中只有于护士是党员,所以两个人的矛盾就更加尖锐。在支部发展蒋护士入党时,于护士千方百计进行阻拦。如果蒋护士晚一点来青岛,也很快就入党了。大多数党员还是眼睛雪亮的。”这番话使这位书记以为我是党员,亲临支部大会。其实我并不是党员,这些都是刘淑*护士告诉我的。

后来蒋莲*很快入了党。不过,她并不知道我和这位书记的谈话。

2。唯一遗憾的是:卫生所高所长不久病逝。我们离开后,高所长去北京出差,买到一只大降价的骨灰盒。回家后老婆骂他,什么东西不买,要这个骨灰盒有什么用?他说:“很漂亮的,当个文具盒、糖盒也行。”不久,高所长得肝癌很快去世,骨灰盒正好用上。

我们的论文《洋金花酊治疗慢性气管炎481例临床疗效观察》上交海军卫生部后,1973年5月在“全军防治老慢支科研大会”上交流。这篇论文是我第一次接触正轨的科研和论文写作,对我后来的医学科研起到了入门作用。

1956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从这个意义上,我也要感谢金立*。正是他逼我去金州农村防治老慢支,使我知道了一个科研课题从设计到写成论文的全过程,使我在临床科研和动物实验两个方面写了大量的论文。

六十七、医院搬迁

金院长早就有扩大医院的打算,请浙江师傅做粽绷床就是准备。他的设想是床位增加到500张。干部上升有两种途径:调到高位;扩大自己经营的单位。一个医学院扩大成医科大学,院长就是大学校长。俗话说:“宁为鸡口,无为牛后。”金院长开始了动作。

不久,原海工大院的东2/5划归403医院,秀月街的原403医院大院改成家属大院。新址有三栋大楼:内外科大楼、办公大楼、传染科大楼。原计划把传染科大楼筑围墙封闭,但是办公大楼和传染科大楼直角相连,怎么设计都不理想,就不了了之。又想把传染病人限制在大楼内,也不妥,监狱犯人还有“放风”时间呢。后来规定:传染病人限制在办公大楼大门的延长线之内。一开始还想筑围墙,后来没有建。所以实际执行时,传染病人很容易溜出医院。加强医院大门的管理也是空话,传染病人脱了病号服,门卫无法认出,再加上从后山也可以出去。所以,医院的建筑结构不是随便的。现代医院都是专门设计的。

床位编制是最高层才能决定的,岂能自作主张?新址还是200张床位,外甥打灯笼——照旧(舅),但是宽敞多了。一旦扩大床位,只需在病房加床就行。

这次医院搬迁,面貌一新,又有了班车、卡车、北京吉普。最大的混账设计就是医院的开水锅炉在院区最西头,大门口附近。传染科护理员每天挑开水给病房灌热水瓶一次要走60米,还要挑上二、三、四楼。每天早晚两回,一回要两担四桶,供100名病人使用。而开水锅炉就在内外科大楼前,所以这是故意整传染科护理员。假如开水锅炉设在办公楼附近,内外科大楼和传染科大楼都近,传染科挑开水省2/3路程,而且传染科护理员有三名年龄较大。所以,我就经常帮她们挑开水。大联委解散后,妻子就回传染科了。她们说我帮老婆挑开水,我说是给病人挑开水。

群众注目这次医院搬迁的真正原因是家属宿舍。医院调入大量工作人员,都等着分房子。我住在小白楼,楼上两间是麻醉师宋定*,他四个儿子不够住,想要我的14平米屋子。我隔壁是内科医生张云*,她与丈夫、婆婆、两个女儿共一间近30平米大屋。张医生是铁杆“革总”,也想扩大面积。假如我搬走,她把大屋给宋定*,把楼梯处垒死,各走一个门,她就成两套间,一小仓库,厨房、厕所独用,总面积有40多平米。

在他们两家努力下,我搬迁到原传染科大楼三楼,两室一厨房,厕所、走廊两家共用。我父母每年来避暑,也方便了。在这里,我住的时间最久,但是也“遗祸”一生。

邻居刘*芬原是供应室护士,在第一次清洗中被转业。我们这个单元以前是开放性结核病房,改成家属宿舍时“据说”进行过“终末消毒”。但是,她很快就是开放性肺结核,在家休长病假。我后来也是肺结核球开刀。

她丈夫原是空军军官,也转业了。大儿子、二女儿都与父母一样身体魁梧,小儿子也与我等高。一家两室住不开就想逼我搬走:她当着我们面在走廊吐痰;利用走廊公用挑事。有一次,她大儿子无端在走廊撞我。我双手放在背后对他说:“你妈和我都是被金院长整的。她恨金院长,别把我当出气筒。你家住不开,去找医院,和我无关。就是我搬走了,房子也不会给你家。你不清楚医院情况,你可以去问你妈。你也可以请到我家坐,一边喝茶一边聊。要打架,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一看,就回去了,从此表面上暂时太平。

刘*芬在家十分霸道,丈夫却非常老实。她小儿子“毛三”(小名)对我儿子说:“我妈床头有一根棍子。我爸不听话就挨打。”我就不明白:床头放棍子是用在什么时候的?难道房事不满意就打老公?这不是天方夜谭吗?此人前几年去世,她老公解放了。

当时医院里的人分等级:老医院的家属宿舍属于下等人住,传染科大楼住原来的职工,内外科大楼住新来的职工(大多是干部子女);上等人都住在新医院附近的原海工留下的家属宿舍;中等人住在葵英街原海工留下的家属宿舍。还有一些在地方有房子的人散在外面,少数有“本事”者也分到新房子,自己的房子给亲戚。那些在“一海校”住的人数量不少,也是班车的大站。

这次医院搬迁终于尘埃落定,医院开始了新发展。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医院搬迁不久,给医院发展带来长期的灾难。

(待续)

篇五 : 坎坷人生(三十五)

坎坷人生

——正方形性格和真实八十一难

陈宣章

六十八、儿子

结婚后我每年有一半以上时间出差。由于我们暂时不想要孩子,妻子一直没有怀孕,医院里就谣言四起:说我妻子是“二夷子”(即阴阳人),不能生育;说我们在外院开中药治“不孕症”;说我“性无能”……有些人吃饱了无事,就信口胡说。医院里没有人看书,派性斗争也呈隐蔽状态,就出现这些无聊之谈。这些人的议论无非是:没有结婚的***怎么了?结婚没有怀孕的***怎么了?男***与女***怎么了?***两口子怎么了?***结婚当晚怎么了?***老婆来队怎么了?反正,这些人的嘴离不开脐下三寸,甚至连***肚皮上有个痣都知道。

妻子还有两个妹妹没有出道,不过岳父家生活已经大有改善。形势就逼得我们决定要孩子了。妻子怀孕反应很重,时间也长,一边工作一边呕吐,终于在1973年5月26日生了个儿子。一开始预产期已到,在产房待产,可是几天没有动静,医生就叫她出院回家。谁知第二天清晨,她肚子痛得厉害,来不及等班车,就打电话要救护车。她一到产房就生了。我一下班车直奔产房。儿子6斤5两,长得与我小时候一模一样(我有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当时,天正下着小雨,于是起名“陈霓”。(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孩子放在岳母处,妻子产假后,每天上班有上、下午各一次骑自行车回家喂奶。于是我写信给母亲,希望大姨妈来大连帮我照顾孩子。

我外祖父不到四十岁就病故,母亲是遗腹女,从小由大姨妈领大的。大姨妈赵美莉比母亲大13岁,一生无子女,把我们当自己的孩子。我们都叫她“亲娘好娘”。我十岁时,大姨妈领养了小姑子的一个四岁女儿。大姨夫俞志鸿解放前在洋行开电梯。临解放时洋行逃走了,他就失业摆地摊做小生意。表妹俞*芳15岁时,因为政策要他们下乡,迁到青浦朱家角农村当“五保户”。为了保留城市户口,大姨妈就把女儿还给了小姑子。老两口在农村,每月领10元钱生活费。以前我家困难,无法顾及大姨妈,他就出外当保姆。我们兄弟陆续工作后,理应照顾两个老人了。但是,大姨妈仍然一直在农村。

我们医院有政策:保姆可以享受“医疗包干”,每年交0。5元费用,门诊看病治疗全免;住院只需出伙食费,其余全免。我提出:老两口都到我这儿生活,一切由我抚养负担。可是被母亲拒绝,理由:我是她的儿子,不能让别人享受优惠。

当时大姨夫、大姨妈都已经65岁以上,农村没有自来水,要挑河水吃用。有一次大姨夫不小心一脚滑入河里,差一点丧命。而我父母亲每年来大连避暑,路费要我出一半。大姨夫病故后,大姨妈孤身一人在农村,双眼白内障,无人照顾;死的时候身边无人,死后几天才被邻居发现。真可怜!假如在我这儿吃住,哪会这么悲惨?

我妻子当时也只能自己多辛苦了。有一次在解放路葵英街转弯时出车祸,差一点丧命。因为左肩受伤,不能骑自行车,每天喂奶只能坐公交车来回。我经常出差不在家,岳母是文盲,不懂科学育儿。孩子生活不规律,从小身体不好,常发高烧住院。在他4岁做扁桃体手术前,每次我出差回来,家里铁将军把门。邻居说:“你儿子发烧住院了。”我就去医院看他。

孩子两岁时,我出差回来正好是星期天,就直接去岳父家。儿子从窗户先看到我,大叫:“爸——”我一进门只见孩子脸色苍白,说不出话,两眼向上翻。我马上把他的双脚拎起,头朝下垂直,用手掌使劲拍打他的后背。卡在嗓子里的糖块掉出来,孩子才哭出声来。假如不懂医学,孩子就窒息死亡了。从此,我不让他们给孩子吃水果糖了。

为了学前教育,儿子做扁桃体手术后就送到“一海校”幼儿园。我家离幼儿园有无轨电车两站路还多。这段距离很长,因为白云街是沈阳军区军医学校,解放路是“一海校”,中间没有老百姓,车站之间距离很长。早餐后我送儿子去,他总是说累,走不动,就骑在我脖子上。送到幼儿园,我再走半站路在“一海校”正门口上班车。下班却却相反,但是回到家,晚餐已经做好。如果我出差了,就由妻子送儿子,更辛苦了。

儿子多灾多难。有一天我下夜班,妻子上班告诉我,孩子没有送幼儿园,锁在家里。我一夜抢救病人没有合眼,交班后赶回家,儿子在哭。我自己困得很,就哄他睡觉。我马上睡着了,他醒着起来玩。结果头撞在暖气片上大哭。我惊醒一看,他鲜血直流。到医院头上缝了两针。我衣服上一批血迹。有一次星期天,我带他去一海校洗澡。他一脚踩在澡堂地上的玻璃碎片上,到医院右足底缝了两针。小学教室光线不足,他还成了近视眼。

因为孩子四岁前经常住院用四环素,长大后一口“四环素牙”,骨骼生长也受影响。初中时,一次被同学推下台阶,右肱骨头骨折。他右手疼痛不能动,坚持上课。放学回家后我叫了救护车到医院拍X光片,确诊后打钢针。一次在学校踢足球,右小腿双骨骨折。同学搀扶他回家后,叫了救护车到医院拍X光片,确诊后又是打钢针。

我一直保存着这些钢针。这是我受“迫害”的副产品,也是纪念品。因他右小腿双骨骨折不能上学,只能休学一年。儿子的身体一直欠佳,成了我一生的遗憾。他成年后一直无工作,至今吃低保。这是金立*的杰作,也是文革特殊时期的残痕,我至今耿耿于怀。

六十九、锦州接兵

1974年底我刚出差回来,二哥旅行结婚来大连(前面第三十七节中的“1976年”是笔误)。我们已经12年未见了。谁知,哥俩见面第二天,我就被派去锦州接兵。

接兵连连部有六个人:旅顺基地后勤部党委委员、二道沟仓库教导员艾成*,二道沟仓库谷连长、我和杨、吕、马三个“排长”。所谓“排长”,其实是战士班长代理新兵连排长,都是党员,准备提干。艾、马与我一组,谷连长与杨、吕一组,分在两个公社。我们生活非常艰苦:住在公社招待所,三餐都是杂交高粱米饭(一碗中有1/3是高粱壳,咽时剌嗓子)、咸菜、酱油汤。我们在这两个公社招一个连兵员。从武装部送来的名单,我们要政审、面试、送军队医院体检、确定最后录取名单。我是军医,除了医学把关,也做其它工作。马排长知道我不是党员,生活上处处刁难我;他对艾教导员却像哈巴狗一样。艾教导员一直与我谈,要我以后调到二道沟仓库,他帮我入党。我始终沉默无言。

每周日,艾教导员带我们五人去锦州市中心“改善生活”:在饭店大吃宴席。在兵员即将确定进行家访中,艾教导员违反规定,多次带我们在兵员家中赴宴。我实在被杂交高粱米饭搞怕了,只当不知规定,不吃白不吃,反正有部党委委员负责。

1975年2月4日19点36分海城、营口附近发生7。3级大地震。锦州市火车站对面的大饭店楼墙裂开。当地驻军中,如有干部离岗回家者,一律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一撸到底”。我们照常工作。地震前连续多日偏南风,气温逐月回升,2月2日至3日,海城最高气温3-6℃,冰雪消融。但风云莫测多变,地震后突然转东北风,漫天大雪,气温急剧下降,海城最低温度达-20℃以下,最高也只有-5℃。

新兵连坐火车回普兰店,再坐卡车回二道沟仓库集训三个月。医院其它接兵的人都回医院了,我却要参加新兵连集训。火车经盘山到海城转车时,我们几个还在海城街上逛夜景。大街上基本没有人。二道沟仓库是重点仓库,非常偏僻,营级编制,有一个卫生员。仓库设在山洞中,人员住山洞外的山沟中。我住在卫生所,吃在新兵连。虽然是一半粗粮,比杂交高粱好多了。名义上我是参加新兵集训,实际上仓库的指战员及家属,有病都看。谷连长对我很好,有时偷偷给我到仓库灶搞细粮吃。卫生员有时也从仓库食堂给我搞细粮吃。他是四川兵,也吃不惯粗粮,因为职业优越,伙房另眼相待。

艾教导员多次与我谈留在仓库工作的事,而我一直不表态。我怀疑,这次接兵本身就是个阴谋,想用入党引诱我调到二道沟。我只能等到新兵分配去各单位,才能回医院。正好有卡车到大连,我就搭顺路车。临走前一天,谷连长和我聊天,我说了艾教导员要留我。谷连长说:“别听他的。破山沟我都不想耽。这可能是上面的意思。你是夫妻分居,拒绝有理。”

谷连长带我到隔壁工程兵工地上拿木板,正好被工程兵袁指导员发现,上来阻止。谷连长告诉他,这是403医院医生。袁指导员就说,木方不能拿,木板随便。我就挑了六块带回大连做床板。回来,袁调到医院当院务处协理员(营级),看见我笑笑。

接兵将近半年,我发现许多怪事:1。新兵连集训时,杨排长老实,为了提干行贿,自己不抽烟,给干部成条送烟。马排长狡猾,暗中行贿。吕排长牛气,父亲是白城地区干部。有一次我把他们三个一起骂了:“你们三个吃草的,以后做一点人事,别老是在干部面前当哈巴狗。”谷连长听了直笑:“羊、马、驴,都吃草。”2。司务长给指导员来队家属送大米、白面、油、糖等,而且数量不小。这是灶上的伙食标准,所以名义上一半粗粮,战士实际很少吃细粮。在连队,司务长的位置不是一般人能当的,而且司务长常常是提升快。我们医院两个司务长,祝*提升为财务助理员,肖旭*推荐读军医大学当外科医生。3。老乡观念严重。干部与战士是老乡,就不一视同仁。卫生员说,其他连队还要严重,例如:汽车连的干部基本上是清一色的老乡。旅顺基地还屡屡有老乡结伙打群架的事发生,最严重的是武汉兵、青岛兵、东北兵、上海兵。

锦州接兵中我自己干了一件事:公社有个锦州市区的知青,小提琴拉得特棒,但因下乡年限不够不能参军。我就叫他带上我的亲笔信去北京找我同学柴振*。当时,海政文工团正在招一名小提琴手,要求马上能演出的。柴振*在海军大院门诊部工作,他妻子是海政文工团话剧团演员,曾经到大连演出时找过我。小伙子在柴医生家吃住,顺利通过初试和复试。可是在最后确定“二取一”时,那个人有上层关系通过了。试官也承认那个人不如小伙子拉得好,还是把他刷了。柴医生托他回来时带信给我,表示道歉。柴医生以为他是我的亲戚,我去信告诉柴医生,只是一个锦州市区的知青,看他是个人才,我才多此一举。

在“上山下乡”的潮流中,当兵与工农兵大学生是人人渴望的。我们接兵中,整个锦州接兵师只接几个女兵。有个女孩子录取后疯了,满大街喊:“我当兵了!”马上复检,确诊是精神分裂症,取消资格。知青家长行贿接兵干部的事也很多,我们自己就赴宴吃请。

以前在医院里,不知道社会上的状况。锦州接兵使我大开眼界。锦州接兵后,我回医院写了那张转业申请报告,遭来洪副政委的一番“谬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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